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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百合学运：要求让代议机关重新接受人民选择
1990年3月，台湾青年学生在中正纪念堂前静坐，反对中央民意代表未全面改选的现状，提出处理国民大会代表性、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及订定政改时间表。学运促成总统会面并推动政治改革，随后经由释字第261号解释与跨阵营互动，逐步实现中央民意机关全面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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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改选代表与代议机关正当性危机
台湾在解除戒严后，宪政体制面临重大矛盾：中央民意机构在1947至1948年间选出首届代表后，因动员戡乱体制而长期未进行全面改选。中央民意代表的任期持续展延，导致国会组成无法反映本土社会的人口消长与多元政治主张。这种代表性匮乏使法案审议与国家预算制定脱离基层选民的实质委托，代议机关的合法性受到普遍质疑。
部分国民大会代表在缺乏选民更替机制的情况下，持续行使修宪与选任总统等关键权限，直接暴露了选举架构与社会结构的落差。这种体制上的封闭性，使得新一代民众与青年知识群体无法透过常态投票管道参与国家重大决策，体制外抗争因此成为冲破政治停滞的可能路径。
三月十六日广场静坐与动员网络
1990年3月16日，数名大学生前往台北中正纪念堂大中至正门下展开静坐，随后几天内吸引全台多所大专院校学生相继前往声援。抗议群众在广场上建立了自主的纠察体系与决策会议，印制传单与抗议宣言，向路过的市民阐述代议体制僵化的危害。
行动进一步升级为接力静坐与绝食抗争，使广场迅速转化为公民政治辩论与凝聚共识的中心。学生群体透过非暴力的纪律性行动，争取到校园教授、工商业市民与社会团体的物资和精神奥援，在短时间内形成执政当局无法回避的政治压力。
四项核心诉求的设定与边界
广场决策机制确立了四项具体制度诉求：彻底处理国民大会代表性问题、废除《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召开由各界参与的国是会议，以及订定明确的政经民主改革时间表。这些诉求著眼于拆除长期压制宪政常态运作的特别法规，促成代议机关定期改选。
学运在设定目标时保持了策略节制，并未将总统直接选举等复杂宪改工程列为当日必须实现的即时成果。这种分阶段推进的主张，避免了政治战线过度发散，使焦点紧密扣合在终结资深代表不合理任期与开启体制协商的迫切目标上。
府内会面与三月二十二日和平退场
面对广场上持续汇聚的群众与政治张力，总统李登辉于1990年3月21日在总统府内接见学生代表。会谈中，执政最高层对学生所提的召开国是会议、终结戡乱体制与解决代议机构失能等诉求表达理解，并当面承诺将启动后续的宪政变革时程。
获得总统的政治承诺后，学生代表返回广场召开校际会议。经过内部研商，学运指挥部认为动员已达成阶段性施压目标，决定于3月22日宣布退场。整场抗争在没有爆发流血冲突的情况下平稳落幕，抗争能量随即转移至体制内的法律与政治议程。
释字第261号与中央民意机关全面改选
学运退场后，司法院大法官于1990年6月做成释字第261号解释，明确宣告第一届资深中央民意代表应于1991年12月31日以前终止行使职权，为长期延任的代表性危机提供了司法解决途径。此号解释瓦解了万年民代的法理依据，直接确立了民意代表任期有限与定期改选的原则。
随后，政府于1990年夏季召开国是会议，凝聚朝野对宪政改造的初步框架；1991年5月，政府正式宣告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废除临时条款。第一届中央民意机构随之全面改选，台湾代议制度正式过渡到以台澎金马选民为基础的常态民主架构。
制度转型的多重推力与改革极限 分析
台湾代议制度的重建是学生街头抗争、司法审查介入以及体制内政治菁英折冲共同作用的结果，不能将政治开放归因於单一学运或个人决策。国民大会并未在1990年立即消失，该机关的职权调整历经多次修宪角力，直至2005年完成相关修宪程序后才划下句点，这显示出民主制度重组需要漫长的程序演进。
野百合学运虽然推动了国会改选与非常时期法规的废除，但其本身并未消除行政权力集中、党政资源倾斜或媒体报导偏颇等深层问题。抗争打开了体制改革的缺口，使公民得以定期更换民意代表，但健全民主社会所需的监督机制、法治文化与利益平衡，依然需要依赖公民社会长期的法制化耕耘。
代议课责机制对未来宪政运作的制约 分析
野百合学运所确立的代议正当性原则，为往后的宪政运作提供了关键准绳：任何代议机关若长期脱离选民监督或阻断权力更迭，可能失去公众信任，并增加体制外动员的压力。这种由基层发起的监督模式，提醒统治者在面对民意断层时必须维持制度弹性与沟通管道。
然而，未来代议民主的健康运作取决于选民能否持续行使实质监督。若公众参与在抗争过后退化为冷漠，或代表机构受制于极端对立而丧失立法功能，代议失灵的现象仍可能在不同情境下重现。唯有持续维系透明的选举更替程序与多元公共论辩，代议制度才能在面对政治危机时具备自我修正的能力。
判断这场运动留下多少成果，还需要分开两个问题：人民有没有机会定期更换代表，以及代表在任内是否交代决策。全面改选改善了前一项，却不会自动回答后一项。若预算、协商与利益往来缺乏透明度，即使选举如期举行，选民仍可能难以判断代表是否履行承诺。这是民主化之后仍需持续监督的课题。